2026年9月11日下午,东京涩谷Nexus Square大楼的会场内,AKB48的制作人秋元康坐在前排。
他前方的大屏幕上,大空翼踢进了一个1983年原版动画中未曾出现的进球。
大空翼是《足球小将》里登场次数最多的角色,自1981年诞生以来,陪伴几代人完成了无数场想象中的世界杯。
这个大屏幕上由AI生成的大空翼,出自中国AI公司MiniMax之手。
秋元康与他身旁150多家日本及美国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,是为了见证《全球IP·AI共创宣言》的发布。这份协议旨在解答一个核心问题:在AI时代,一个IP角色如何获得授权,作品可以怎样改编,生成内容的收益又该如何分配给原作者和版权方。
11个月前,日本内容产业刚结束一场针对OpenAI的集体施压。CODA(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),这个代表Studio Ghibli、Bandai Namco、Square Enix、集英社等核心IP持有者的组织,要求OpenAI停止将日本内容用于Sora 2的训练。日本政府在一周内连续派出三位大臣发声,内阁府知识产权与AI战略担当大臣城内実称动漫与漫画是日本“不可替代的宝物”。
11个月后,Sora 2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。在同一市场中,MiniMax正式宣布启动日本业务。《足球小将》作为首批授权IP,出现在一款MiniMax H3 IP Edition中,用户可以利用MiniMax H3生成《足球小将》等IP内容。
宣言发布的同一天,日本IP·AI共创协会也正式启动。
美国之后,中国大模型出海的下一个主战场,会是日本吗?
日本,OpenAI碰壁的发达市场
哲学家内田树在《日本边境论》中提出,日本人以“边境人”自居。相对于中国、欧美,日本始终认为“中心在别处”,日本人相信真理总在他方,因此日本的学习姿态在全球都显得异常高效。从奈良时代学习中国制度,到明治维新学习西欧工业,再到战后学习美国管理,每一次都将外来事物本地化到极致。
但“学习”并不等同于“接纳”。日本吸收外来事物的方式,是重构和本地化,外来者必须被转化为日本人能理解、能信任的形态,才能真正落地。
Walmart于2002年收购日本连锁超市Seiyu,经营18年后累计亏损,于2020年退出;Carrefour、Tesco、Boots的日本故事也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轴上以失败告终。Uber进入日本十年,至今无法开展私家车共享出行服务,在日本的业务仅剩出租车调度一项。
对一个想要进入日本市场的外国品牌而言,日本从不缺乏接受新事物的能力,但新技术的本土化才是进入日本市场的首要条件。
这一规律对AI也不例外。
2026年7月,日本总务省发布了《信息通信白皮书》。其中包含一组罕见的国际比较数据——日本生成AI利用率为58.8%,中国为93.6%,美国为75.6%,德国为75.6%。“几乎每天使用”的比例中,美国为47.9%、德国为45.5%、中国为42.5%,日本为29.9%。
利用率低并非仅因起步晚。日本总务省同期调查给出的另一组数据是,日本生成AI用户使用的四款主流产品为:ChatGPT 36.2%、Gemini 25.0%、Microsoft Copilot 13.3%、Claude 4.3%,日本也几乎没有本土AI公司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,日本的AI用户是一群对AI技术本身感知不强,但对“海外品牌”,尤其是“美国品牌”,抱有强烈信任偏好的消费者。
这种对“美国品牌”的信任,在IP版权领域戛然而止。
日本内容产业对版权的保护极为严苛。这也是2025年10月,日本IP产业对OpenAI的Sora 2发起集体反击的根本原因。
10月3日,Sora 2问世。几天内,社交平台上涌现了大量神似《龙珠》《死神》《千与千寻》的AI生成片段。
10月10日,日本政府连续派出三位大臣发声。内阁府知识产权与AI战略担当大臣城内実公开警告,动漫与漫画是日本“不可替代的宝物”;数字大臣平将明督促OpenAI遵守日本法规;自民党议员、律师出身的塩崎彰久警告可能对OpenAI启动AI推进法第16条的政府调查权。
10月27日,CODA正式向OpenAI提交请愿书。CODA的会员包括Studio Ghibli、Bandai Namco、Aniplex、Square Enix、KADOKAWA、集英社,日本内容产业的核心阵营几乎全部到齐。请愿书的两条诉求简洁而强硬:停止将会员公司内容用于Sora 2训练;对侵权投诉作出诚实回应。
20天内,日本政府和核心IP持有者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集体行动。表面上针对的是Sora 2,实际上针对的是AI行业的一个默认设置——opt-out。
opt-out是硅谷对生成式AI的通行处理方式,AI公司默认将全网内容用于训练,由版权方自行提出退出申请。
为什么opt-out在硅谷行得通,在日本却行不通?答案在于日本内容产业的制作结构。
一部日本电视动画的背后,通常站着一个由电视台、出版社、玩具商、音乐公司、广告代理等多家组成的“制作委员会”,每家都是版权方的一部分,每一步使用都需要走完委员会内部的授权流程。单一一方很难独自决定一个IP的使用方式,这也是日本动漫产业最深的制度性特征之一。
但即便所有版权方联合起来,也无法在技术上真正阻止AI生成。
Sora 2是闭源模型,但Sora 2之后,开源的视频生成模型越来越多。第一梯队中,MiniMax的H3已经开源;第二梯队中,也有WAN、CogVideo等开源模型同步跟进。普通用户只要有一张消费级显卡,就能在本地生成一段神似大空翼的动画片段,不经过任何API,不留任何痕迹。
堵不如疏。
要么任由未经授权的AI生成内容在灰色地带蔓延,要么开辟一条合法通道,让IP方从AI生成中获得合理分成。IP版权是刚性约束,也是商业化空间。
由NEXYZ.Group代表近藤太香巳担任代表理事的日本IP·AI共创协会在东京正式启动,目标是解决“IP权利确认困难、出所追踪困难、收益还原困难”三大问题。
参与制定规则的位置,先到先得。
中国AI在日本的三种答案
文章开头那场东京大会,是中国公司MiniMax在日本的公开起点。它在日本的内容策略核心主题是:将AI生成IP合规化。
具体做法是:MiniMax与日本IP·AI共创协会联合发布《全球IP·AI共创宣言》,由协会提供产业背书;在此基础上推出H3 IP Edition,即H3视频生成模型的授权版本,用户可用它合法生成已签约IP的新内容;授权流转与收益分成通过协会的Kagami Gate平台完成。
《足球小将》是首批进入这一体系的IP之一,MiniMax也是迄今公开的第一家将opt-in加分成机制嵌入API产品层的AI公司。
此外,MiniMax在日本还有另一条路径。
2026年10月10日至12日,顺天堂大学浦安校区举办了一场名为Digital Brain Workshop的研讨会,报名人数为76人。
活动背后是日本Brain/MINDS 2.0,一个由政府牵头、串联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“数字脑”国家计划。到场的讲者是日本神经科学领域最权威的人物,包括OIST教授铜谷贤治、顺天堂大学的姬野龙太郎(日本“京”超算的参与者之一),以及2025年京都奖得主、神经网络理论先驱甘利俊一。
第二天的AI辅助研究实操环节,使用的是搭载MiniMax模型的NeuroWorkflow。
日本的深科技产业,如半导体材料、精密仪器、医疗影像,有一个结构性特点:产学一体化极深,大学实验室是产业技术的真正源头。 日立、索尼、村田制作所等公司的每一代技术突破,背后都有一批长期合作的大学教授及其学生。
走学术科研路径进入日本,是另一个维度的本地化信任构建——通过与日本神经科学国家项目的深度合作,将自身定位为“科研可用的基础设施”。
MiniMax正逐步进入日本的本地化信任体系。与此同时,AI录音硬件公司PLAUD则押注于,AI也可以以消费电子的形式从C端起量。
2026年3月,日本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长友佑都出现在一支电视广告中。广告里他戴着一枚小纽扣——那是PLAUD的NotePin,一款可挂在衬衫口袋上的AI录音硬件。
作为AI录音硬件,PLAUD的产品并不复杂:录音、转写、总结,功能简洁易懂。Note Pro是一款可放在会议桌上的卡片,定价30,800日元;NotePin S是一枚挂在衬衫口袋的小纽扣,定价28,600日元,整体处于消费电子的定价区间。
过去几年,所有想进入日本B端市场的外资软件公司,都在nemawashi、代理协议、企业采购等路径上耗费时间。PLAUD换了一条路,将AI做成消费电子产品,让日本职场人以个人身份带回公司。
渠道也完全是消费电子的打法:PLAUD线上铺进Amazon Japan和乐天,线下铺进Bic Camera、友都八喜、山田电机、Edion等家电连锁商店。
日本现在是PLAUD全球第二大市场。PLAUD的门店数在20个月内从2024年底的约280家扩张到2026年8月的1,000家,增长了约3.6倍。
Sensor Tower的日本画像显示,PLAUD的核心买家是35至55岁男性,涵盖企业管理者、律师、咨询、金融、医疗从业者。这些买家以个人身份购买,不经过公司采购流程,但结果是,AI从个人消费端进入了企业。
进入日本市场,还有另一种思路。
Notta是一家中国出海的AI语音转写SaaS公司。母公司思维巡航于2020年6月在深圳成立,创始人张岩是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之一。公司从成立第一天起只做海外市场,日本是其最早落地也是最大的区域。2022年5月在东京设立法人,到2026年8月,Notta披露全球注册用户超过1,500万,法人使用超过5,000家。
它的日本路径大致如下:围绕日本用户的搜索关键词做SEO,吸引个人用户;用户将会议记录分享给同事后,产品在公司内部扩散,自然形成团队权限、统一付款、数据归属等企业采购需求;这些需求浮现后,Notta再补充本地销售、客服和采购支持等渠道。
靠内容和定价先积累用户池,再补齐本地渠道能力,也不失为进入日本市场的好策略。
一场试验:出海日本有机会吗?
对于AI公司来说,当前的日本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。
2026年度,日本经产省的AI预算升至3,873亿日元,AI与半导体合计1.239兆日元,是前一年的3.7倍。这笔钱显然会推动两件事。
一是催生日本本土的AI原生创业公司。 SoftBank系的Noetra已获得政府基盘模型项目的入场券,经产省的GENIAC-PRIZE 2026以10亿日元悬赏公开征集新模型。过去五年,日本在生成AI创业赛道上基本缺席,接下来必然会催生一批新玩家。
二是催生日本大企业和政府部门采购AI的新预算。 这些预算要购买的AI产品,必然有一部分会落到外资公司身上,包括中国公司。对中国AI公司来说,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——窗口期内既有新客户,也有新的本土玩家。
这个窗口不会永久存在。要在这个市场做好,日本自有其国情。
东京大学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《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》中提到,日本社会以“场”(所属组织)为第一身份标识,组织内部的决策必须经过所有相关方的事前疏通。
外国企业在日本谈判时经常遇到的困惑是,日本大企业的决策“看似没有出口”,谁都无法拍板。但事实上,真正的决策发生在层层私下疏通中,到正式会议时分歧已被消化,会议桌只是追认结果。
因此,本地信任和本地渠道至关重要。
2025年3月,Perplexity做出了一个与其他市场完全不同的决定:将其企业版产品Enterprise Pro在日本的销售整体外包给SoftBank。SoftBank调动7,000人销售团队转售Perplexity,自己内部先用了6个月做验证,再向日本企业客户推广。这是Perplexity全球首次将企业版的分销彻底外包给本地伙伴。
这不是Perplexity的首创。Snowflake于2021年与日立Solutions签订了日本代理协议;Salesforce多年来一直由NTT Data担任其在日本的核心伙伴。
SaaS一代、数据平台一代、AI一代,外资进入日本B2B市场始终沿用同一套剧本:自建销售的ROI低于外包给本地渠道。 找一家覆盖足够深的本地伙伴,将销售整体外包,自己只保留精简的本地团队,负责产品支持和关键客户关系。
2010年代,中国SaaS的注意力几乎全在国内。那十年里,Salesforce、Workday、Slack、Zoom瓜分了日本企业SaaS市场的头部席位。等到2020年前后中国SaaS开始出海时,日本大企业已沿着美国公司的产品线建立了稳定的SaaS技术栈。
在日本B2B市场,替换成本太高,晚一步进场往往意味着晚十年。
AI这一代,中国公司有了另一次选择。 比如,一款名为“十三水”的游戏应用,通过本地化策略在日本市场逐渐站稳脚跟,展现了AI技术在不同领域的渗透力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投资界”,作者:投资界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张明
2026年9月20日 20:30普通牌型中,同花顺由同花色连续五张组成,如黑桃5-9;铁支为四张相同数字加一张散牌,如四个K加一张3;葫芦为三张相同数字加一对,如三个Q加两个8。同花指五张同花色但不成顺,顺子为五张连续数字但花色不同。掌握这些基础牌型是正确摆牌的前提。
李华
2026年9月18日 15:45特殊牌型是十三水的亮点,包括:一条龙(A-K各一张)、十三水(13张同花色)、三同花(三道均为同花)、三顺子(三道均为顺子)、六对半(6对加一张单牌)、五对三条(5对加三条)、四套三条(4组三条加一张单牌)、凑一色(全黑或全红)、全小(全部≤8)、全大(全部≥8)。特殊牌型通常有额外加分,但不同地区计分规则可能不同。
王芳
2026年9月12日 09:10摆牌时需注意地方规则差异:例如广东地区通常采用“打枪”和“全垒打”加倍规则,而台湾地区则常见“比牌”计分方式。建议玩家在开局前先确认所用版本,避免计分争议。配牌示例:若手牌包含同花顺和葫芦,应将同花顺放尾道、葫芦放中道、头道放一对或散牌,确保三道均不违规。